2006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突飞猛进的一年，多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相继拍出天价记录，标志着“中国艺术高价时代”的到来。当时中国最大的网上拍卖行雅昌国际甚至推出“中国艺术市场指数”，这好比艺坛的道琼斯指数，反映中国艺术(书画)市场发展的成交状况和变化轨迹，许多收藏家都把中国当代艺术视为排在股票和房地产之后的重点投项目。

那年，有四位中国当代艺术家被中国拍卖界称为“四大天王”或“中国当代F4”，分别为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和王广义，作品成交价动辄突破百万甚至千万人民币 。 早前王广义来新加坡出席个展的开幕礼，我与他做专访时，谈到十年前中国当代艺术“爆红”的情况，他淡然地说：“这个世界需要新的兴奋点吧。”

他创作于1999年的《大批判——可口可乐》油画，创下1030万人民币的个人最高拍卖记录，但这些年来他总是避免把话题与画作价码扯在一起，不是要表现清高，而是因为这事无关创作。“我觉得这跟艺术家没有直接关系，那是艺术作品公共化之后的事，就让社会和经济学者去研究。我不懂金钱的操作，作为艺术家，我只关心如何以艺术方式来表现存在的意义。每个人都需要基本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创作。”

与新加坡结缘

王广义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他从1990年起陆续发表的《大批判》系列油画，结合普普艺术、文革符号和西方商品创造充满矛盾的图像，反映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真空的状态，为他换来“中国普普艺术之父”的美誉。他笑说，这个称号在传播学的意义上对他当然有好处，而这顶帽子其实是新加坡媒体给他戴上去的。

“套用通俗的说法：我和新加坡有一种缘分。2001年我第一次来新加坡举办个展，当时《联合早报》和我做了专访，整整两大版，大标题上写着‘中国普普之父’。在这之前，这个名词只是艺术界私下口传，是新加坡真正将它公共化，变成一个‘文化事实’。”

回想当初创作《大批判》系列，时值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商品大量流入中国，对整体社会情境和民众心里构成很大的诱惑，那是他推出这个系列的最大诱因。另外，他经历过文革，认为那时的官方宣传图像具有广泛的流行性，带有“含浑的政治意图”和一种批判的假设，于是决定把这些图像与西方商品标志融入同一个平面空间里，两者因此构成冲突和心理张力，并且产生一种魅力。

正当《大批判》系列成为拍卖会的当红炸子鸡，他在2007年停止创作这个炙手可热的作品系列，理由很简单，就是要跳出固有的创作模式，寻求新突破。“我们生存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艺术家不应该停留在同一个点，而是要关心其他问题。”

王广义生于1957年，老家在哈尔滨，父亲是铁路工人。小时候，晚上临睡前看到母亲在剪窗花，醒来时阳光透过窗花照进来形成美丽的光影图案，那是他的艺术初体验。“我觉得那就是艺术，有一种充满幻觉的魅力，这对我日后从事艺术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世界纵有再多苦难，只要有艺术带给我们神秘的幻想，就会让人有活下去的勇气。“

文革时期，他曾下乡三年，但丝毫没有浇熄他对艺术的热爱。“我对艺术越来越有热忱，这跟下乡倒是大有关系。下乡让我接触到大自然，落日、荒原、羊群，都是美好的画面。”他表示，那三年的经历对日后的艺术创作影响深远，毕竟艺术创作和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是密不可分的。

回到城市后，他在父亲退休后一度当起铁路工人，同时报考鲁迅美术学院，但他从小画画就喜欢“不守规矩”，只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式作画，结果连续三年报考都不被录取。1980年，他转移目标，报考浙江美术学院，终于成功被录取。他在美院学习时，热衷于西方古典艺术，毕业后开始意识到要当一个能独立思考的艺术家，过程中慢慢过滤和排除掉古典艺术修饰性的枝节，保留艺术最基本的元素，逐渐塑造出个人风格。

跟这位“85新潮”闯将谈到80后的中国新进艺术家，他承认，两代人的视角和题材选择确实存有差异。

“我接触过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我和他们的谈话是非常谨慎的。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的年龄使得我的创作跟以前的记忆发生关系，而他们活在‘正在发生时’的状态，所以当我和他们讨论艺术方面的问题，我只会说‘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但不会给他们指示，毕竟我们有完全不同的处境。”

不过，他在创作时仍保留年当年“不守规矩”的“玩心”，他相信青少年时期的思维方式会一直延续到成年，改不了。

他除了不谈金钱之外，还对慕名上门找他订画的人说“不”，理由是：“保有绝对的独立。”

何谓风骨？这就是了。

原文取自《ICON》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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