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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泰勒版画院(Singapore Tyler Print Institute,简称STPI)举办东南亚首个村上隆大型展览,媒体预览当天,男主角在导览活动结束后匆匆现身,让久等的记者们拍照。他一身街头风格的衣着,在不同画作和装置前摊开双掌和展露卡通式的笑容,表情跟他的招牌

“超扁平”笑脸花图腾如出一辙。然而,大师全程不发一语,短暂亮相后又匆匆退场,让人好生失望。

村上隆说过,他有社交障碍, 不擅长交际应酬,当艺术家是明智之选,透过作品而不是语言来表述内心。当他吃了午餐后,换上轻便棉质外衣和帆布圆边帽接受访问,也许是人群散去让他少了心理负担,又或是从牛车水买来的马来食物正合他胃口,点亮了心情,跟他面对面聊天时,气氛愉悦且轻松。大师不靠翻译,直接用英语对谈,言简意赅、风趣幽默,让我和另一位联合访问他的记者大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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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已故艺术家隔空合作

这个名为《村上隆:从超扁平到气泡膜》(Takashi Murakami: From Superflat to Bubblewrap)的展览,原本只是展出69幅版画,后来STPI院长余惠美(Emi Eu)6月初在瑞士巴塞尔艺术展遇见村上隆,建议他不妨考虑为展览注入实验色彩,他遂决定在短时间内交出新作,赶在7月中带新加坡展出。

作为日本单件作品最高售价艺术家的纪录保持者,也是艺术与商业联姻最成功的范例,村上隆表示,难得这次STPI办展并非以销售为主,无需担心作品太具实验性以致找不到买家,他趁此良机启动“梦想计划”。“我很欣赏已故卢森堡艺术家Michel Majerus,在得到这位艺术家的基金会首肯下,我将动漫和涂鸦元素融入他的经典绘画,与他隔空合作,向他致敬。”

他以这个概念创作了八幅大型绘画,让哆啦A梦(叮当)、六心公主等动漫人物和主题出现在Michel Majerus的作品中,每幅卖价过百万新元。此外,他还带同五幅首次发布的丝印画,以及两件霓虹装置(非卖品),在STPI展出至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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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解读者

今年57岁的村上隆,高中时的志愿是当一名动画师,后来在东京艺术大学修读日本画,1993年成为这所大学的第一位日本画博士。然而,传统艺术不是他的心头好,有一次他看了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大竹申朗的个展,深受启发,决定投入当代艺术的领域。

此外,他看出日本缺少让艺术家赖以谋生的市场和环境,于是在1994 申请奖学金到纽约参加MoMA PS1国际工作室项目,为期一年,后来留在当地发展艺术事业。纽约的当代艺术蓬勃发展的景象让他茅塞顿开,悟出艺术不分美丑高低,为日后以次文化为创作元素洒下种子。

他于1996年在东京创办工作室Hiropon Factory,跟着在2001年并入画廊兼艺术管理公司Kaikai Kiki,邀请日本艺术家一起创作和办展。就在那时,他创造了 “超扁平”(Superflat)的艺术风格,透过甜美讨喜的二维化作品形象,综合动漫和御宅族生活方式,表现二战后日本人普遍上逃避现实、拒绝成长和欠缺深度的社会趋势。

当代艺术,其实是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表述。村上隆继发表超扁平宣言后,随着日本经济结构产生了变化,他发表了“气泡膜”(Bubblewrap)理论。他这次呈现的两件霓虹装置,各别以超扁平图腾和气泡膜为主题,表现日本社会经历的转变。

他说:“超扁平的日本社会,发生在经济开始浮现泡沫的时期,当时人们手里还握着钱。后来,泡沫破裂了,整个社会就从超扁平过度到气泡膜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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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嬉皮的艺术现象

日本经济在90年代开始走下坡,至今仍萎靡不振,近五年来情况更趋严重,人民因为负债而自杀的新闻时有所闻。过去15年,日本出现一种极为特殊的艺术创作形式,许多艺术家搬到乡间居住,以务农和领取政府补助金维生,把多出来的时间用来制作陶艺品,然后拿去城里的跳蚤市场摆卖。

这两、三百个艺术家当中,约50人有了名气,但他们的作品卖得非常便宜,村上隆就买了很多来收藏,总数约500多件。他想协助这些艺术家开拓市场,邀请他们到他的艺廊办展,可他们说:我不想和你一样玩金钱游戏,你可以用很低的定价来卖我的作品,但如果你想调高价位,那我就不玩了。

这种很嬉皮的艺术观点,村上隆看在眼里,心中明白这终究只是一种姿态,无法改善日本的艺术市场。“这就像是用便宜的气泡膜来包装艺术品,表面上是拯救陶瓷艺术市场,但实际上保护膜的气泡已经爆破,起不了保护作用。”

另一方面,他又很欣赏这些对大环境不抱希望、却努力创造未来的年轻艺术家,尤其羡慕他们海阔天空的创作自由。他说:“我游走在西方艺术世界,当中牵涉到很多金钱游戏。我很妒忌他们的自由,他们完全不需理会市场反应和销售表现。”

不在乎负面批评

我对村上隆说,2010年夏天在法国凡尔赛宫看他的展览,那些充满动漫色彩的雕塑,可爱、谐趣、怪诞、情色兼而有之,和恢宏典雅的西方宫殿格格不入,但恰恰是这种差异和对比,让我看得眉飞色舞,可惜当时遭到许多法国人的抨击和抵制。此外,他在全球各地享负盛名,但日本同胞却觉得他走偏锋、搞噱头,对他不予肯定。面对这些负面批评,他心里有何感受?

大师答得轻松:“以前听到各种不好的评价时,我会很难过,但现在不会了,自从有了社交媒体,我可以在脸书、Instagram、推特上面发表自己的感受。”

至于日本群众对他的不认同,他一点都不在乎。“我的社交媒体追随者约六成是纽约客、两成是香港人、其余的大多来自欧洲,几乎没有日本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何苦为了不欣赏自己的人浪费时间和伤神呢?

他笑说自己是社交媒体的超级粉丝,每天花至少两小时看Instagram。“我一起床就在厕所里看Instagram,边看边笑,因为总会看到许多很笨的视频,不知不觉一个钟头就过去了。我每晚都看Netflix的节目,至少一个半小时,时间就这样溜走了。”

这么勤于滑手机,他是否在社交媒体上找到inspiration(灵感)?他大笑:“没有,就只是addiction     (上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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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不是每次都如意

许多时尚人是因为村上隆为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设计的樱桃包等多款产品,而知道这位当代艺术家。这些年,他跨界跨得不亦乐乎,除了路易威登之外,还跟多个潮牌联名合作。他说:“九成的合作案都是品牌已经有了自己的点子,只是要我加入一些个人设计元素,如花朵、颜色等,或者让产品看起来更具日本味。这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双方也合作愉快。”

比较特别的例子是跟美国街头时尚品牌Off-White创办人及设计师Virgil Abloh的合作,都是由村上隆提供点子。两人首次合作是在2018年2月,推出限量400件的手制T恤。同年4月,Virgil Abloh加盟路易威登出任男装艺术总监,村上隆觉得他的方向似乎有了转变,两人后来继续合作三次,尽管自己交出了自然和有机的点子,成品的效果却很商业化。他带点无奈地说:“那完全是商品。创意与商业之间的鸿沟很难跨越,那几次的合作案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

这是村上隆十年来第三次到访新加坡,前两次都是来出席艺术展。谈及对狮城艺术市场的现状,他说几年前吉门营房艺术聚落开幕,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也随后登场,似乎标志着本地艺术市场的崛起,但如今整个大环境却出现了萎缩,他其实也看不清楚真正的情况。

他对岛国的庶民生活充满好奇,这次难得来访两天,访谈结束后就赶不及要去穿街走巷——原来换了一身便服是为了逛街。我想知道,这座城市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在他解读中会折射出怎样的一种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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